1931年谁抢走了党的黄金?建国后中央要求彻查结局如何?

因为近些年的谍战片,以至于没了秘密,连小孩儿都知道特务的事情,什么美人计、显影药水、爆破专家、神枪手等等。

至于中央特科,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特科工作,依旧是朦朦胧胧,许多机密估计要几百年后,才能被世俗所知。

本篇,便逐步解密,一些特科的工作方式,当然了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(不要说笔者泄密,都是警方公布之后的特科工作方式)。

有一位学术界的前辈总结过,特科有三大特点,一是技术、二是金钱、三是勇敢。

这位老哥的总结,的的确确很到位,要问这三大特点当中,哪一个最重要?无疑是金钱!

1931年,上海是隐秘战线的必争之地,原本我党在上海发展很顺利。举例来说,在的内部,他们每一条机密情报,在送达蒋介石面前的时候,也会送到苏区的面前。

可见地下党的技术人才,完完全全打入了情报机构内部,其中一位地下党便是大名鼎鼎的上将李克农,当时在的内部,便是响当当的电讯天才。

还以为捡到了宝了,将李克农视为电讯专家,殊不知乃是我地下党的成员。

可一切的一切,因为叛徒出卖,南方的地下党,遭受了严重的损失,周恩来和陈赓,只差五分钟就被捕入狱。

1931年,上海的地下党组织,陷入了最艰难的时刻,无论是营救特工、还是地下活动、都需要大量金钱。

例如,周恩来去找杜月笙,希望对方帮忙救人,于是就给了5000大洋的活动费。

这120两黄金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兴许不算什么,可对于关键时刻的关键组织,在最缺钱的时候,损失是巨大的。

因为上海地下党没有得到这笔钱,导致九位同志无法营救,最终葬身于敌人的屠刀。

原本这笔钱,是要配合“一二八淞沪抗战”的,结果无钱可用,也流产;还有就是,多位地下党成员,因为无钱看病,所以被医院抬了出去,最终下落不明……

直到1949年10月1日,新中国成立之后,下令,要求华东公安局,立刻调查黄金被劫一案,务必抓到劫犯。

华东公安局接到命令之后,将中央的文件发到上海,要求调查18年前,我中国的黄金,到底是被何人抢走?

上海公安局收到华东公安部发来的机要件,将其称之为: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。

时间推回到1931年,苏区调拨金条12根,按照当时的老秤,合计共120两。

之所以从苏区调拨黄金,是因为上海那边属于是地下活动,无法公开筹款;在国际汇款通道被堵住之后,只能从苏区调拨。

唯一的收货凭证,是一枚汉字“快”一个字拆成七个笔画,让刻章的老师父,将硬木反复煮几遍,然后刻成印章。

再把这个刻字的章,拆分成七件,分别留在七个交通员的手中,按照不同的顺序,潜伏在沿途。

上线交接下线的时候,必须先拿出笔画凭证,才能顺利交接黄金。而上线完成使命之后,也会把笔画交给下线,然后七个人七个笔画,挨个地组成一个“快”字。

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,按预定的路线,应该是这样的:瑞金——南平——福州——温州—金华——杭州——松江——上海。

虽然看起来绕路绕得有点远,主要是为了增加安全系数,估计一个月就可以送达上海。

当时的上海地下党,一直说“等米下锅,等米下锅”,结果连续催了五次,到这时苏区才意识到,这笔钱出了大问题。

“快”只凑够了6画,缺少一笔——捺,负责此事的是林伯渠,亲自写这个“快”字的也是林伯渠,他亲自验证之后,印章和字迹的的确确是原件,由此可证明,前面六站没问题,问题就出在了从“松江”到上海。

保卫局立刻调查此事,这个保卫局便是今天国安局的前身,然而调查这件事的难度太大了,不仅要进入白区,更要调查那七位交通员。

当时交通员是机密,三个月后调查员回来,要中央给出那七个交通员的名单和身份。

1949年12月6日,上海市公安局的四位工作人员去北京,见到了林伯渠,时间只给专案组20分钟,来询问当时的案情。

唯一得到的线索,就是第一位交通员姓秦,做过高自立的警卫员。于是专案组去了沈阳,见到了在军区医院疗养的高自立,高自立说那位小秦,如今在南宁。

秦朴听完了专案组的讲述之后,第一句话就是:“哎呦!怪不得,那玩意儿沉甸甸的,原来是黄金,我当是啥呢!”

秦朴回忆,骑马6天走完250公里,一路都是组织规定的路线点到达南平,去了关帝庙,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。

所谓的庙祝,就是管理庙宇的人,只要能把关帝庙打扫干净,便可拥有庙里的两间屋子,和4亩地来耕种,而且是世代沿袭。

秦朴是第一位交通员,他只知道第二位是庙祝,剩下的一概不知,对方拿出钥匙,打开了他手上的锁,确定是自己人之后,秦朴收了对方的笔画。

秦朴望着专案组,给出的那个“快”字,说道:“怪不得那么小,原来有七个呀,我当是什么呢,原来我是第一起笔的第一画儿。”

秦朴对于庙祝的回忆,只有以下特征:30多岁,不高不低,皮肤略黑,眼睛不算小。

专案组立刻将线索,汇报给上海公安局,上海立刻派人,去南平找那个庙祝,他是第二位交通员。

在南平找这位庙祝很容易,现如今已经做了县里的副书记;顺着这位庙祝,又找到了几位交通员,然后就找到了杭州。

杭州的这位交通员名叫刘志纯,因为在战乱当中,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,所以如今是老百姓。

结果整整一年半,根本就没有被党组织联系,可突然之间,有个穿着打扮很洋气的女人,跟刘志纯说了几句暗语。

三天后,交接黄金的上线来到刘志纯,先开锁、后收走笔画、二人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对方做完一切之后,跟他挥了挥手,便消失在了浓浓夜色之中。

结果那人才刚刚离开五六分钟,刘志纯就听到喊打喊杀声,想必上线已经被抓,疼痛惨叫声、大骂声、狗叫声此起彼伏。

结果转了一圈,没有找到接头的那个人,于是就回到了杭州。5天之后,有个客人来店里谈生意,老板说:“刘志纯,接客。”

刘志纯带着客人来到后院,结果对方说了暗语,然后开锁、凭证、笔画、进而自己交货,对方收货。

因为长时间跟组织失去联系(组织长征去了)所以他就成了平民,后来杭州解放,他去找政府说起这件事,政府说需要调查。因而刘志纯,依然是老百姓。

刘志纯给出的线索是:取货之人,穿黑色袍子、带着黑色的帽子、问题就出在这个黑衣人身上!

无奈之下,专案组只能去松江,找一位穿黑袍的中年男人,而且是十八年前,穿过黑袍的男人。

总之,找了几个月之后,一无所获,只能回头再去找刘志纯,结果又得到新的线索。

那就是刘志纯在交货的时候,对方打开钱包,他因为是新手,所以看什么都好奇,伸着头朝对方钱包里看了看,看见对方钱包里,有张类似于“客栈账房预付款收据”的纸。

这张纸的意思,大概就是以前住客栈的时候,如果来了熟客,给一张纸,上面有房间号。颜色是蓝色的,又小又薄。

专案组再次出发,猜测这个黑衣人,要找刘志纯肯定需要好几天,这几天住在哪里呢?

所以调查松江的旅馆,也就是刘志纯交货的那座城市。其中一位专案组的成员,苦笑着说:“难难难,这桩活儿不好干,别说战争18年,就是太平18年,顺着蓝色的纸,去找黑衣人住过的地方,希望渺茫。

总之查了半个多月,查出一位名叫周德的人,是富贵糕团店的掌柜,定过那家客栈那间房。

得,又找到糕点店的老板,周德回忆说,房间是我定的,但不是我住的,是给亲家刘羽定的。而这位亲家,几年前就去世了。

线索完全断裂!唯一的希望,就是专案组找错人了,那位亲家不是交通员。有了这个猜测之后,便再次开始寻找。

得嘞,发动群众吧,号召整个松江,问问当天有没有一位“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”的中年男子。

专案组的一位成员,说要回家探亲,于是领导批准,结果就在探亲的时候,有了新的线索。

是万万没想到,探亲的时候在饭店吃饭,谈起当年的案子,被饭店老板听到了,老板说:“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,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?”

大致意思就是,当时的军官一起喝酒,太晚之后就错过车和船,为了保密需要不能住旅馆,于是司令部当中,有一个招待所,大约50多张床位。

再次调查保安团司令部的招待所,这时候专案组清楚地知道,只要查出当晚,住在招待所的有谁不是军人,便可得知那位交通员的身份。

查出这位交通员名叫梁壁纯,结果查到了一家药店,又去找药店的老板,老板说:“梁壁纯是我们的伙计,他有个亲戚是保安团的连长;可是有一天不知道咋回事,梁壁纯突然失踪了。”

线索又一次中断!只知道梁壁纯人品特别好,不过却不爱说话,制作药材的手艺特别好,大家都把梁壁纯当成亲人看待。

可是调查的过程中,找到了一张合影照片,是当时药店的大合影,是出自于中秋团圆饭的合影。

无奈之下,再次去北京,通过层层审批,调集梁壁纯的资料,足足批示了半个月,才知道领导交代梁壁纯的时候,说:“人在物在!物丢,要掉脑袋!”

查出1931年的12月9日早上七点,梁壁纯坐着船渡江,随后乘坐黄包车,去找地下党。

过桥的时候,因为曹家渡桥高,所以有两个人推车,结果推车那个人,用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,迷晕了梁壁纯。

梁壁纯醒来,是在医院里,睡了整整一天两夜,大喊一声;“哎呀!我的行李!”

东西都在,唯独小皮箱没了,梁壁纯是老党员,知道里面肯定是黄金,丢了之后肯定要承担责任。

结果向报案,报案之后就自己浪迹江湖去了,不敢被查到,只说是丢了一百两黄金。

可当时麻醉抢劫很普遍,警察,当做是梁壁纯说谎,估计一两黄金都没有。

于是专案组,又陷入了困境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监狱里有人拉着狱警问:“坦白从宽,将功折罪,立大功受奖,真的假的?如果检举曹家渡案件,算不算立功?”

结果监狱里当班的,是一位退休后、又来散发余热的老刑警、一听这话,嚯,这还得了?

对方立刻说:“我叫冯安宝,三十四岁,我是资本家出身,我老爸冯定飞,是开机修厂的,以维修汽车、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。”

他的表兄名叫吉家贵25岁,吉家贵喜好喝酒,喜好练功,喜好交朋友,原本是舞厅的内部保安,辞职之后说是出去考察做生意。

冯安宝因为被欺负,所以让吉家贵出头,吉家贵经常在表弟家蹭饭,所以把欺负表弟的,打得服服帖帖。

1931年10月16日,冯安宝过生日,表哥吉家贵去庆祝,结果去了之后就不走啦,在表弟家里住两个月。

俩人最喜欢的玩具,就是一辆黄包车,是别人抵债抵过来的二手车,而冯家财运好,挣了钱又买了进口的全新黄包车。

原本想着老车出送,也就是卖给车夫,因为孩子喜欢玩,就让吉家贵拉着表弟玩,结果两个月后,吉家贵玩的就跟真车夫一样。

冯少爷玩腻之后,吉家贵便拉着出去跑生意,可是12月的某天,吉家贵把车送了回来,而且洗得干干净净,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拉车了。

冯少爷希望表哥吉家贵来玩,但吉家贵除了逢年过节拜拜年,基本就不怎么来往了。

吉家贵开始创业,在租界开了一家“吉家欢南货店”生意还特别好,后来又开了分店。

冯家因为生意特别大,所以抗战的时候,被敲诈,不给钱就是汉奸,冯少爷因为纨绔,玷污了女人的清白,所以背叛了十年的徒刑。

而说出上面这番话的,也就是检举吉家贵的,便是风冯少爷冯安宝,他对着老刑警说:“算不算立功?算不算?”

原来是,冯安宝得知了曹家渡黄金大劫案,而且为了“坦白从宽,将功折罪”所以才会举报这件事。

他对着老刑警说:“我想到,你们说的黄包车,咋就跟我家那辆一摸一样呢?你们说三个人作案,一个拉车两个推车,会不会是我表哥,和阿古以及小克,他们3人呢?”

老刑警一听这话,案子牵扯特别大,赶紧上报公安局,公安的专案组,已经彻夜未眠。

专案组在调查上个朝代的卷宗,查查地下党报案之后,巡捕房有没有去查案,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
结果突然得知这一消息,立刻所有人也来了精神,于是去问冯安宝,问道:“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?”

冯安宝说:“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,我记得特别清楚,号码是300196。”

专案组突然站了起来,之前调查的牌号是,看来提供牌号的那位茶馆伙计,把96当成了69,肯定是这样!

连夜出动,拘留“吉家欢南货店”老板吉家贵,从店铺当中查出一个白铜盒,正是当年用来装黄金的那个盒子。

对于这个抢劫大案,吉家贵供认不讳,说:“19年了,没想到你们找了我一年,是我策划抢劫,想要开个店,参与的有刘阿古和庄克,我们想着吧,抢钱开店之后就洗手,谁知道抢了十二条大黄鱼,我们一个人分了四条。”

作案之后,就把黄包车还给了冯家,而且为了谨防被抓,所以他们三个主犯,便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日本人被打走之后,吉家贵在上海的黄浦江边,凑巧遇到了刘阿古,一问才知道庄克已经死了,而刘阿古,在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商行。

1950年5月12日的早上7点,刘阿古被公安部门抓获,五金店和住所全部搜查一遍,没有找到金条,但是有黄金耳环和项链14件,怀疑是用抢劫来的金条,所打造而成,所以全部没收。

至于庄克,在1934年的时候,托朋友介绍,拜了杜月笙当师父,1937年抗战刚刚爆发,被杜月笙派遣,参加了的“抗日别动军”,于1939年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,死在了战场上,据说是被炮弹,给炸穿了大腿。

紧接着,专案组来到了庄克的家里,他父母交出金条两根,说是庄克参军之后,交给他们保存的。

随后,请来瑞金苏区的金匠,经过辨认之后确定,的的确确是出自他的手中,是他所打造而成。

吉家贵和刘阿古,经过法院的公正判决,自然是免不了伏法,下场是可以想象的。

梁壁纯因为玩忽职守,要蹲十年的牢房,可惜没有等到出狱,八年后便已经病故,他身为特科的特工,却没有保护好黄金,完全是警惕不够。

责任在于,身为特科的成员,却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,那边经常发生麻醉抢劫,却没有时常走动调查,结果着了道。

至于之前的,监狱里的冯安宝,因为立下大功,所以6个月之后释放。而且政府给安排了工作,去物资公司门口,做了保安。